家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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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庭教会”,是指中国大陆没有经过政府批准认可的、由信仰基督教的群众自发组织建立的基督教会。“家庭教会”与家庭无关,因其产生初期没有教堂,多在教徒家里举行聚会,因此得名“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教派,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家庭教会(housechurch)在中、英文里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专门术语。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新闻媒体对家庭教会定义的理解基本一致:凡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与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基督教会)没有关系的基督教组织,皆可视为家庭教会。[1] 
中文名
家庭教会
定    义
没有关系的基督教组织
地    区
中国大陆
简    介
没有经过政府批准认可的

家庭教会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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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神的话为中心;
(2)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规模一般比较小;
(3)有较为固定的人群,一般由基督徒带领朋友来听福音;
(4)神职人员一般由年纪比较大,灵修比较好的人担任。

家庭教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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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年轻人到外地打工,留下家中老人无人照看,华东地区一个家庭教会系统就联合了当地多间教会照顾这些老人,为他们洗澡、送饭甚至送终,感动了很多非信徒。还有的家庭教会组成医院探访队,或在城市里做外地学生的辅导关怀工作,或帮助城市边缘地区的民工改善生活环境,这些默默奉献社会的基督徒当中很多都来自家庭教会。
一、 各家庭教会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接纳,相互连结,取长补短,走向合一。
二、 要在圣经真理上加强训练,避免极端,平衡神学,防止、抵制异端邪说。
三、 提高教会领袖素质,建立精壮领袖群,把教会的老者当成教会的祝福与遮盖,壮年工人成为教会的实际力量,青年人成为教会的未来和希望;健全教会体制,家长制转成合议制。
四、 教会的经费来源应该多向内看,少向外看,尽量自立,鼓励信徒奉献。
五、 注重文字事工,发现、培养写作人才,把神赐给中国教会的宝贝资产保存下来,成为未来教会的祝福。
六、 提倡爱心关怀,热心行善,教会当起到光和盐的作用,用真实的好行为影响社会,信徒成为遵纪守法,爱教爱国的好公民。
七、 抓紧对青年信徒的训练,提高教肓水准,使他们的生命、恩赐、知识、技能一齐增长,免得人才流失、青黄不接。如果教会变成老年人的教会,就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八、 重视大中城市福音事工的发展,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福音,用基督的文明净化社会风气。

家庭教会教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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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高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自治、自养、自传),在基督教内部发起爱国反帝运动,成立三自教会,教会人士面临政治风暴,后来又经历了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王明道、倪析声、敬奠瀛、陈崇桂、杨绍唐贾玉铭、毕咏琴、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等一大批有影响、有威望的中国基督教领袖相继受到批判、整肃或被边缘化。政治高压导致教会出现分化,继续追随被整肃的基督教领袖的部分信徒逐渐在三自教会之外形成了有特色的松散信仰群体,为日后家庭教会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1950年代后期,社会上与基督教内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越搞越严重,温州等地甚至出现了以消灭教会为目标的“无宗教区、县”实验。1960年代~1970年代,对基督教的打压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基督教处于被绝对禁止的高压之下,许多信徒产生逆反心理,反而变成了自觉维护基督教信仰、积极传福音的“非法传道人”。政治打压基督教的反作用力导致了信徒特殊的表达途径,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的家庭教会雏形开始形成。1970年代后期,国家拨乱反正,允许宗教恢复活动,家庭教会也得以迅速发展。[1] 
2.行政管理。我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模式是1950年代初从苏联搬过来的,特点是政教不分、通过行政机构、行政手段对宗教团体的人事、财务、教务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政府管理下的宗教团体变成了政府的下属,事事听命于政府。宗教团体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色彩十分浓厚,宗教权威严重下降,逐渐变成了宗教领域内国家扶持的“国营企业”。基督教三自教会就是这种宗教管理体制下政教不分、官办教会的典型产物。三自教会忠实贯彻政府的政治意图,教徒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牧师要经过政府批准。因此,三自教会尽管在政治上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支持,但在宗教教务、文字出版、神学教育、国际交流与人事安排上并无自主权,甚至在对属于教会自己的财产上,也没有多少支配权,许多教产至今无法收回。政府对三自教会全面严格的行政控制导致许多信徒对其严重不满、抵触反感。政教不分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使三自教会失去了教徒的宗教认可,大批信徒转向了不受政府控制相对自由的家庭教会,以控制为目标的政府宗教行政管理体制,客观上促成了家庭教会的发展。[1] 
3.神学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基督教内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教派,各教派在神学上各有特色;此外,还存在着以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礼会信义会等大教派为代表的“大公会”和以自立会耶稣家庭、真耶稣会、聚会处、安息日会等为代表的本土派教会及小教派的矛盾。三自教会成立之后,中国基督教内掌权的是以吴耀宗丁光训为代表的“大公会”和基督教外围组织青年会人士,强调虔诚信仰的本土派教会与小教派对大教派的挤压及其所持的自由派神学观极为不满,他们将吴耀宗等人称为“不信派”,不愿意在神学观上向“大公会”和“不信派”妥协,不接受大教派对中国基督教领导权的垄断,与以大教派背景为主的三自教会高层领导之间对立严重。1958年三自教会在全国范围内搞“联合礼拜”,处于少数地位的教派传统与神学观自然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大教派的传统所取代,竭力想要保持教派特色的本土教派和小教派对此再也无法忍受,只好与大教派控制的三自教会分道扬镳,成为从宗教上和三自教会保持距离的特殊群体。这是家庭教会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 
4.堂点不足。1958年在全国基督教中搞的撤并教堂、“联合礼拜”运动是对基督教的毁灭性打击。该项运动之后,教堂数量大幅锐减,原有教堂多数被改做它用,各个城市仅存的几个象征性的教堂根本无法满足广大教徒聚会的需求,教堂数量少、布局不合理、供求严重失衡。为了满足信仰需要,许多教徒开始在自己家里聚会,自发建立与教会没有关系的“聚会点”。经多年发展,聚会点逐渐扩大为“家庭教会”。近十年来,基督教信徒人数急剧增加,现有教堂严重不足、信徒聚会不便成为各个城市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要建新堂涉及征地与费用问题,到处盖教堂极不现实;有些教会在城市改造、扩建中甚至无法保住原有的教产,要适应不断增长的信徒群众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要求,几无可能。与此同时,家庭教会因陋就简,利用各种形式或租或购为信徒提供了就近进行宗教聚会的场所,极大地方便和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要,这是近年来家庭教会发展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1] 
5.精神需求。基督教家庭教会之所以能在我国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有些人对他们原来的信仰感到失望甚至产生了幻灭感,当他们在重新寻求信仰价值的过程中遇到基督教时,感觉到了精神支柱的力量,而完成这一信仰重建过程的载体正是活跃于民间的无数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为许多人提供了新的人生价值与平等进入公共空间的路径,提供了具体的人际关爱、道德价值以及终极关怀;众多个体通过家庭教会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新的积极意义,现有的各种官方背景的群众组织、社团难以与其匹敌。对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说,家庭教会是比三自教会更为灵活、方便、更能满足个体需要的组织形式。亲密的团契活动与可信赖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在草根层面上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感到孤独无助的普通群众提供了“找见组织”的归属感与安全感。[1] 
6.时代影响。家庭教会作为一种为千百万信徒提供精神需求的客观存在,不是任何个人、组织凭借主观愿望搞起来的。没有中国社会内在的价值需求与个人信仰的精神需求,没有东西文明的长期交融,没有全球化、信息化对信息与资源的现代组合模式,家庭教会不可能在中国社会发展。全球化、信息化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也改变了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方式。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不同文明、宗教间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家庭教会是以本土化的组织形式出现的东西方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1] 

家庭教会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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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海外基督使团出版《中国基督徒数百万》(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2003年,《时代》周刊记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出版《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
2005年,“中国伙伴”创办人林明胆牧师(Rev. Werner Burklin)出版《耶稣从不曾离开中国》(Jesus Never Left China)上述多本英文著作记录中国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
2008年,《领导者》4月号,《经济管理文摘》 第23期均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后,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宗教界的广泛关注。[2-3] 
2008年9月3日,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不服成都市宗教局所做的行政决定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提出行政诉讼,成为国内以家庭教会名义起诉宗教局的第一案。
2008年10月,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设立专场研讨“家庭教会的现状和未来”,在中国大陆正式的学术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话题。[4] 
2008年11月21日~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主办)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办)于北京昌平联合举办关于家庭教会的专题研讨会,主题为“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这是首次由中国官方举办关于家庭教会的研讨会。代表北京家庭教会参加的刘同苏,撰文《中国官方首次举办家庭教会专题研讨会》介绍此次会议。与会人群构成:
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 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
(1)政府研究机构的官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的赵曙青所长,王虹胡建清副所长;
(2)官办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教学人员,例如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刘澎高师宁李向平于建嵘以及年轻一代的学者范亚峰孙毅张守东等;
(3)民间的研究力量,诸如李凡曹志等人;
(4)六位特邀的家庭教会成员,游冠辉,江登兴,刘同苏(北京家庭教会),张义南(河南家庭教会),郑乐国,颜新恩(温州家庭教会)。
2008年12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于北京大学做了题为“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的演讲。[5] 
2009年,《经济管理文摘》第1期,刊载于建嵘的 《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6] 
2009年6月,《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则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正视家庭教会现象,客观地指出:“改革开放30 年来,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得到快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进行深度的辨析和分析。[4]  [8] 
2010年3月17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英文版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家庭教会的繁荣》(House churches thrive in Beijing)[9]  ,一篇是《一位北京基督徒的皈信故事》(A Beijing Christian shares his story of conversion)。[10]  直接谈论家庭教会问题,对中国家庭聚会进行公开报道,并且介绍了守望教会的情况。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正面报道家庭聚会。
2010年5月6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英文版发表文章《家庭教会的报告可能暗示政策的变化》(Reports of house churches may hint at policy change)。
2010年8月,中国民间组织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表示,家庭教会组织多达80万个,远超于政府的三自爱国教会[11] 
2010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第3/4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
2011年10月17日,中国福音会(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在美国北加州洛杉矶的中国福音会会议中心举行了一场关于家庭教会合法化的研讨会。

家庭教会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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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悄然兴起》,侨园,1994年02期,苗文[12] 
《中国家庭教会寻求与政府对话》,《海外校园》1998年第32期,苏百达[13] 
《家庭教会若干问题探讨》,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第二届(2004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文集 (上),郭太风[14] 
《广州基督教家庭教会研究》,《广州大学》,2006年,陈泽然[15] 
《认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举目》,2007年第26期,孙明义[16] 
《北京市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个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苏杭[17] 
《目前新疆基督教家庭聚会问题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家庭教会为例》,新疆师范大学,2008年,马学丽 [18] 
《正确处理家庭教会问题》,《经济管理文摘》 2009年第3期,刘澎 [19] 
《信仰的网络》,西北民族大学,2009年,赵越[20] 
《巷子里的基督教》,兰州大学,2009年,周永春 [21] 
《家庭教会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探析》,《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吴隆升[22] 
《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要义分析——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向度,《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第19卷第3期,刘国建,佟佳[23] 
《乡村基督教的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广宗教会的历史与信仰生活》,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梁玉龙 [24] 
《浅析家庭教会迅速发展之原因》,《大江周刊:论坛》 2010年第9期,杨绍文[25] 
《转型期东北农村基督教家庭教会盛行的原因探析》,《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22期,乔宏明、陈雪娇[26] 
《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缘由与意义》,《举目》,2010年第45期,刘同苏[27] 
《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教会问题》,《举目》,2010年第45期,刘澎 [28] 
《情境与选择:大学生皈依基督教的个案追踪》,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覃丽丽 [29] 
《多维差序格局之中的乡村家庭教会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39卷第20期,杨林霞[30] 
《关于家庭教会的几点看法》,《时代报告:学术版》,2011年第22期,张政,四川大学法学院[31-32] 
《村落视野中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董建伟 [33] 
《解构与建构:村庄共同体变迁中的农村家庭教会》,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马智敏[34] 
《浅谈当前家庭教会的基本特征》,《大江周刊:论坛》,2011年第10期,陆素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35-36] 
《北京高校大学生家庭教会信徒情况调查》,《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调查组 ,李志英 [37] 
《我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分析》,《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李小虎[38] 
《中国家庭教会个案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钱思佳[39] 
《目前长沙市高校周边基督教家庭聚会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周润[40] 
《“公民性”文化价值运用探析——以“家庭教会”处置为例》,《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01期,黄新辉 李敢[41] 

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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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批准立项对家庭教会进行实证调查。
这项研究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实地调查。
包括家庭教会的信仰、传教线路和方式、主要活动内容、地区性教会组织、宗教印刷品来源、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礼仪、主要人员状况、信仰者及其组织要求、宗教活动经费、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管理、与境外联络等。
第二,理论分析。
包括信教群众与家庭教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主要人员的政治面貌和职业分布、政治倾向与要求、主要人员的宗教信仰真实性、各级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当地政府的宗教管理现状、宗教人员涉嫌犯罪及其可能性、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包括慈善事业、其它公益性活动和一般社会活动、国家公职人员和党政干部信仰基督教及其影响、国内基督教组织与境外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等。
第三,政策研究。
包括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动、非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倾向的宗教活动。
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到了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云南、湖南、重庆、海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四川、湖北、陕西、安徽、辽宁、吉林等十几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并多次召开各种类型的理论研讨会和重点案例的分析会。
经过研究,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迅速、类型多样,且因非法生存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需要有新的政策安排。

家庭教会发展阶段

一般认为,大体经历如下几个阶段。[2] 
地下传教阶段
1950年,中国基督教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由于观念上过于强调教会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官方所主导。
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基督徒不认可“三自运动”的一些理念。
特别是在大跃进后期,农村出现了“三自教会”之外的地下传教活动。
对当时的情况,基督教内有“三个半省”的说法,三个省是指安徽、河南和山东,半个即浙江的温州。
当时在安徽省的西部、河南的南阳地区、山东的某些落后地区及浙江的温州地区有许多“三自教会”之外的传道人进行着各种传福音活动并建立了一些地下的教会组织。
在文革后期,基层政府开始逼迫,由此导致这些教会解散,特别是南阳地区和阜阳地区,传道人开始四处逃跑。但直到这时还没有“家庭教会”一说,所有传道人都处于秘密地下状态。
团队式家庭教会
文革结束后,“三自教会”开始恢复活动。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本人是南浸会教会的执事,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背景的海外资金、书籍、资料、圣经大量进入,更因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逻辑与信仰需求,相对于“三自教会”之外出现了家庭教会。
在八十年代初,由于“三自”内部历来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信仰立场的区别、内部的权力之争和政府的强势干预,一部分“三自教会”的成员进入家庭教会体系。
到八十年代,在海外的支持下,尤其是赵天恩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还有香港包德宁的工作,使海外教会和家庭教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团队式家庭教会正式形成。
独立地方教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城市化进程加速,面临世俗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强大挑战,教会一时无法适应,出现混乱。
到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团队体系达到鼎盛,其内部问题也逐步暴露:
一是教会体制问题,如家长制、个人崇拜等等;
二是教义问题,各种异端、邪教纷纷出现;
三是政府加大打击力度,导致教会的对抗性大大增强。
从此之后,海外教会对国内家庭教会的资金支持开始逐步减少,以此使团队的控制力开始减弱,推动团队教会独立化和转型为地方型教会,地方教会意识开始兴起。

家庭教会发展现状

基督教家庭教会经过1990年后的快速增长,具体有多少信教群众,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数据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2006年4月18日表示,基督教信徒超过1600万人。
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TheCenterfortheStudyofGlobalChristianity)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经达到一亿。
网上流传据称,韩国基督教会的统计图称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一亿二千万。
BBC在2008年3月12日报道称,中国基督教人数近7000万。
《芝加哥论坛报》2008年7月4日文章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万。
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42] 
根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综合其它各方面的数据;
其二,与许多多年都在各地从事神学教育和福音传播的传道人讨论;
其三,根据抽样调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列出的数据也是根据当地宗教人士的估算及对部分教堂的走访获得的。而且在许多地方,如河南的一些农村地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而在现实中,家庭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夸大,三自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压低。因为家庭教会喜欢夸大人数以吸引外界注意,尤其以中部安徽、河南团队为甚。三自教会不愿意向官方汇报真实人数,以免给官方发展过快的印象。同时宗教局也不愿向上汇报,以免给上级控制不力的印象。
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三自教会人数的数倍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这是因为,宗教局统计的信仰者人数是在两会登记入册受洗的人数,排除了家庭教会成员和未受洗入册的信徒。
对信徒身份的认定也很难达成统一的标准,有人未受洗却自认为是基督徒;有人经常参加教堂活动、对基督教抱有好感,但仍徘徊在基督教门口,这也是对某地基督徒人数很难做出准确统计的原因。
从发展区域来看,除少数民族区域外,三自教会在全国各县市都普遍存在。
家庭教会主要分布:
淮河流域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河南、安徽和苏北;
闽浙沿海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宁波、台州、温州和福州、泉州等;
云南和陕西榆林地区也较多。
在陕西榆林地区,每个乡镇有4、5个教堂,家庭教会就更多。
河南、陕西这些区域应该重点研究。
一般认为,地域上分布的差异,跟传教士最早来的地方有关,可能还要从历史原因上找找。
云南地区很好解释。榆林地区、淮河流域这一带传教比较活跃。
在山东,韩国的传教士比较多,他们一边办工厂,一边传教,许多工人都变成了教徒。

家庭教会教会分类

客观地说,对家庭教会进行分类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从活动范围来看,家庭教会大概有这些分类:
(1)全国范围或跨省范围的体系,一般称为团队、团契,
如徐州淮海福音团契、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利辛团队等;
(2)省级区域范围的体系,亦称团队,限于本省范围甚至只到市范围,
如大庆团队、淮北团队等;
(3)本地教会体系,只限于当地,已在本地立足,但还未能向外拓展,除了藏区应该每个县都有;
(4)全国性团契趋向比较明显,像中华福音团契值得很好地去研究。
从团契的活动范围来看,温州在把宗教带到全国各地,北京的几个大教会都与温州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从治理模式来说,基督教家庭教会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
(1)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这种类型的教会往往有基督徒聚会处背景,深受倪柝声地方教会”思想的影响,神学上是福音派立场,强调分权和制衡,强调教会自身的独立主权。
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
(2)中央集权家长式的团队模式,灵恩派的此种倾向往往最为强烈,形成一些可控制教会的领袖人物。
主要分布于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
宗派是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形成的。
关于家庭教会的宗派划分问题,就神学立场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础上的福音派。
有两种神学思潮影响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就是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从而使中国教会的未来趋势基本上划分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灵恩派。
教会类型与地区分布
第一,传统式的家庭教会
基本特征:
(1)与“三自”教会没有组织联系、并相互抵触,没有得到政府认可;
(2)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规模比较小;
(3)最关键的一点:对外不开放,有较为固定的人群,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只有通过内部人才能进入其中,外界很少能知道其中的人员和组织结构;
(4)聚集到一起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不需要特别的神职人员,有些由年长,灵修比较好的人担任活动的主导;
(5)多采用家长制治理模式。
传统家庭教会在中西部地带分布较多。
领袖人物王明道倪柝声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李天恩、杨心扉
标志事件:数十年的铁窗生涯
代表教会:基督徒会堂、地方教会、大马站福音会堂
信仰特点:持守基要派信仰,抵制西方自由派的信仰思潮
在政府面前绝不妥协信仰立场,并为信仰缘故数十载坐牢
事工特点:影响力在个人方面。强调信仰的纯洁和基督徒灵命、品格的塑造
外交特点:虽与海外教会有联系,但大多主张中国教会自力更生,对外关系多在个人的交往,而少有事工上的配搭
优缺方面:优势在于个人的号召力和领袖作用,具体表现在信仰立场的坚定和灵命生活的看重;不足之处在于多数没有建立教会的团队网络和完善的教会体制(除倪柝声外)
未来展望:老一代传道人没有建立大教会和大团队,但他们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精神的源头,因此他们将继续作为精神力量而影响家庭教会的后辈们
第二,开放式的家庭教会
基本特征:
(1)教会不再按照亲朋关系而是教会章程所确定的成立教会的同工来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2)聚会规模庞大,有的教会信徒达上千人;
(3)透明程度较高,信徒公开聚会,个别教会建立教堂;
(4)对“三自”教会的抵触情绪逐渐淡化,但仍不与“三自”教会往来。
(5)多采用分权和制衡的治理模式。
开放式家庭教会往往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领袖人物:张荣亮、冯建国、徐永泽、申义平、缪志彤、陈宝池(大约出生于20世纪40年~50年)
标志事件:庞大的团队体系
代表教会:方城团契、温州区会团队、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利辛团队
信仰特点:持守基要派信仰,多位接受西方第三波灵恩运动,在政府面前不妥协信仰立场,为信仰之故陆陆续续受到打压
事工特点:影响力在团队方面。强调教会的增长、宣教的开展和同工的培训
外交特点:与海外教会和机构有比较亲密的交往,在个人层面、团队事工层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和配搭
优缺方面:优势在于有遍布全国的强大团队网络和庞大的同工队伍,以及宣教的热忱;不足之处在于教会对文化使命和社会公共空间缺少使命和资源。同时团队之间和团队内部长期陷入矛盾、冲突的境地
未来展望:几大团队及其领袖的主要影响力将局限在其团队内部(由于其信众人数众多,因此在海外还将有重大影响力)。在新时代里他们的团队也将面临城市化、网络化、世俗化的严峻调整
第三,城市新兴教会
基本特征:
(1)独立性很强,不受“三自”教会约束,与传统家庭教会也没有隶属关系,横向联系刚起步;
(2)没有历史包袱和传承,根基很浅,绝大多数教会还没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购买写字楼来进行宗教活动;
(3)公开化程度高,信仰公开告白,信徒公开聚会;
(4)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领阶层,文化层次较高,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占有一定比例,有些教会就是由大学生团契发展起来的;
(5)强调教会建制和组织管理的民主化;
(6)重视政教关系建设,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对话,主张教会在“三自”教会体系之外进行登记。
领袖人物:金天明、王怡王书亚)、金明日、李圣风、张付恒、赵晓崔权黄磊(大约出生于20世纪60年)
标志事件:2010年洛桑事件、北京守望教会事件
代表教会: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宣教教会、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信仰特点:持守福音派信仰,在坚持信仰原则下主张与政府对话。 在寻求信仰空间的过程中会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扰
事工特点:影响力在体制方面。强调教会体制的健全,强调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并重
外交特点:与海外教会和机构有联系和配搭,但注重交往中自身的独立性和彼此的平等性,以及自身的国际空间
优缺方面:优势在于这些牧者都曾经过系统的神学装备(多数有过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广阔,注重团队的精神和体制的健全;不足之处在于他们的事工规模还有限,在事工份量和信众数量上较传统家庭教会还有一定距离
未来展望:随着中国城市化、网络化、知识化的加快,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日后他们将在教会牧会理念、体制、事工策略上逐渐影响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的进展
非法生存和冲突不断
中国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很复杂。
就中央而言,公开的文件和法律法规含糊不清,未对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这种宗教政策属于典型的“鸵鸟政策”。这样,就给地方政府相对宽容或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
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概念指称家庭教会。
从地方宗教政策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差异较大。
一般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政策较为宽松,常常采取漠视态度;
中西部落后地区对待家庭教会则较为严厉,经常会用严厉的措施进行打压。也发生过不少打压的事件。
政府的打压政策常常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在浙江温州,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候,也是政府打压最严厉的时候。
因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家庭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打压政策也同样为家庭教会提供了非法生存的空间。
从某些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以“非法聚会”的名义进行打击,就可以看到它们“非法生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但其生存方式上却是“非法”的,政府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来进行打压。
“非法生存”带来的问题
第一,教会财产纠纷增加。
第二,教会的地下秘密化。
第三,宗教维权的政治化。
社会目标和政策选择
国家对待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政策应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一,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不要装作看不见。
第二,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
第三,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一定要公开办,坚决反对秘密化。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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